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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经专访财科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赵福昌:高档手表及珠
来源:本站原创   更新时间:2019-11-20 

  赵福昌接受每经记者专访时表示,我国的消费税是一个调节性的税种,主要是对奢侈品、环境污染产品消费起到调节作用,因此带有一定的限制性或不鼓励消费的色彩,基于此,如果作为地方主体税种,地方要组织培育税源,这与调节目标可能造成一些冲突,消费税后期在地方税体系中的作用还需要在实践中观察。

  近年来,我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,尤其是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。在此背景下,地方如何缓解财政压力,如何理顺央地财政分配关系?

  近期,国务院出台《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推进方案》),从增值税分享比例、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、消费税征收环节等三个方面,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。

  2016年“营改增”以后,地方主体税种受到一定影响。关于央地财政收入的分配,以及如何建立地方税体系,也成为近年来财政税收学界的重点话题。围绕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、消费税改革以及地方税体系等问题,《每日经济新闻》(以下简称NBD)记者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赵福昌进行了专访。

  NBD:《推进方案》指出,增值税方面维持“五五分成”的做法,您认为这有哪些方面的作用?

  赵福昌:《推进方案》明确了增值税五五分成的做法。实际上从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,当时结合营改增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影响,做了由原来的75:25的分享比例变为50:50分享比例的过渡性安排,过渡期为2~3年,现在过渡期已满,这次《推进方案》对这个分享比例做了规范性的确认。

  对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,各方对增值税分享比例的改革有不同看法。有的认为应该赋予地方更多财权,有的则认为应该提升中央的收入分享比例,利益相关方可能产生不同预期。这次《推进方案》出台,大三申请英国留学流程怎样做能拿到更,使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进一步规范,也稳定了大家的预期。

  当然,未来继续调整央地收入的关系,也不仅仅涉及增值税一个税种的调整,而是出于更大、更全面的考虑。

  NBD:央地财政关系改革一直以来受到多方关注,此次进行收入端的划分改革,您认为有哪些考虑?

  赵福昌:按照我们理解,根据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和支出的比例,要实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适应性和匹配性,要么是增加地方收入,要么是上划中央的事权提升中央本级的支出比重。现在讨论较多的是适度增加中央事权,最终要保持中央收入稳定在一定比例,这是国家治理的需要。

  其一,要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。中央的收入要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,如果低于这个比例,国家治理能力就可能受到影响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,主要就是振兴财政,提高“两个比重”,增强中央宏观的调控能力。放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考虑,大幅度降低中央的收入比重不太适宜。

  其二,在符合中央财政确保国家治理条件下,按照外部性、信息复杂性和效率等原则,对那些税基容易流动的,尽量不划归地方,因为这样容易形成税收竞争,进而影响统一市场的形成;对税基不容易流动的,才适合划为地方税,如国外比较典型的房产税属于地方就是这种情况,因为房产是不易流动的,同时也与地方公共服务等环境条件息息相关。当然,还要结合征收的方便程度和效率等统筹考虑。

  NBD:分税制改革以来,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对比关系逐渐形成,您认为未来还有哪些改革重点?

  赵福昌: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,是规范央地分配关系、调动央地积极性的重大制度创新,对于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,构建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框架,意义重大,比较好地实现了改革初衷。

  下一步,在收入划分方面,中央已经明确:体制的收入划分安排以共享税为主,在此基础上,适度探索建立地方税主体税种。此次《推进方案》已经明确了消费税改革方向。

  与此同时,在支出端也需要深化改革,在强调中央统一领导、地方授权执行的前提下,进一步强化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权责内洽机制,由外部权力管理控制,转变为内部基于利益机制的自我约束,以增强政府治理能力。

  NBD:自“营改增”后,地方缺少了以前营业税这样的主体税种,此次改革方案也指出,要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。您认为地方税体系应当如何构建起来?

  赵福昌:按照当前的部署,关于地方税体系建设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、十九大都提出了意见。中央强调是以共享税为主的税制体系,当前的税制体系也是这样,较大的税种比如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,这些都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的。在此前提下进行讨论,一些小的税种可能通过地方税体系来建立。

  此前关于地方税体系构建的诸多讨论中,多数观点都支持要改革消费税,放到消费环节征收,并且收入归地方。从这次《推进方案》出台来看,已经指明了方向。

  赵福昌:按照原来的安排,消费税收入原则上都归中央。而在此次改革后,如果下划地方,从拓展地方收入来说会有一定的作用。但我们也要看到,从目前这个方案来说,先对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进行改革,这三项的收入在消费税中比例比较低,对地方收入影响有限。

  赵福昌:我们的消费税是一个调节性的税种,跟西方的销售税不完全一样。西方的销售税是跟消费挂钩的,我们的消费税是跟特定商品的消费行为挂钩,带有一定的限制性或不鼓励消费的色彩,能不能跟财力匹配还有待观察。

  我们国家的消费税,更多体现的是一个调节功能,对奢侈品、环境污染产品消费起到调节作用。也就是我们比较不倾向于鼓励消费的一些产业,但作为地方主体税种,地方要组织培育税源,这与调节目标可能造成一些冲突,消费税后期在地方税体系中的作用还需要在实践中观察。

  目前消费税改革,有利于消费税按照产生地原则在区域之间的公平分配,哪个地方消费特定产品产生的税收,由哪个地方来征收,不过这与把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体系主体税种来说,可能造成激励不相容。

  NBD:财政部发布的《2019年财政部立法工作安排》中提及,力争年内完成消费税法等部内起草工作,及时上报国务院。您对于消费税的立法进程有怎样的期待?

 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改革目标,要求实现税收法定,当时我国18个税种中只有3个税种是通过法律层面确定的,还有大量的税种都是以条例形式存在,这些在未来的改革中都要上升到法律层面,包括消费税,按设定的时间表要求2020年要完成。

  从目前情况来看,立法层面的改革进程会快一些,而涉及征管环节的改革相对更为复杂,可能进程就会稍慢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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